文/虾米
1938年2月20日,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出发。
88年后的今天,2026年2月,当我们再次回望这个日子,那条蜿蜒于湘西群山、横贯贵州高原、直抵云南腹地的三千五百里长路,依然是中国教育史上无法绕过的精神坐标。
一、因何出发
1937年7月,卢沟桥事变爆发。平津沦陷后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先迁长沙,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。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,长沙频遭空袭,局势日益危急。1938年1月,学校决定再次西迁昆明。
彼时师生入滇有三条路线:一是经粤汉铁路至广州,取道香港、越南海防,转滇越铁路抵昆;二是经湘桂公路至桂林、南宁,出镇南关(今友谊关)入越南,再转铁路;三是由湘西徒步穿越贵州,直入云南。学校最终决定分三路行进,其中第三路为步行入滇。
展开剩余82%据《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步行计划的布告》,步行团定名为“湘黔滇旅行团”,实行军事化管理。 政府指派原东北军中将师长黄师岳任团长,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任教导员,闻一多、曾昭抡、李继侗、袁复礼四位教授组成辅导委员会。全团学生290人,教师11人,分2个大队、6个中队、18个小队。
闻一多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明步行缘由:“一则可得经验,二则可省钱。”“可得经验”——使学生走出书斋,用脚步丈量国土;“可省钱”——战时经费紧张,步行者虽与海路者同获20元津贴,却能省下高昂路费,让更多寒贫学子得以成行。
二、行路记录
原定2月19日出发,因天气原因延期至20日。师生统一配备:草绿色制服一套、绑腿一副、油纸伞一把、干粮袋水壶各一,行李限重八公斤。
据旅行团成员余道南《湘黔滇旅行日记》、向长清《湘黔滇旅行团行程记略》等史料记载,全程主要节点如下:
2月20日,从长沙乘船溯湘江而上;
2月23日,抵益阳,开始徒步;
3月5日,抵常德;
3月12日,抵沅陵,因连日阴雨、道路泥泞,滞留十余日;
3月24日,经交涉调集卡车数辆,乘车通过湘西险要路段;
3月27日,抵晃县(今新晃),此后恢复徒步;
4月3日,进入贵州境内;
4月8日,抵镇远;
4月11日,渡北盘江。据记载,原有铁索桥正在维修,此前曾发生桥身坠落事故致13死27伤。旅行团改雇当地小船摆渡,全团分批次安全过江;
4月18日,抵晴隆;
4月21日,进入云南境内;
4月28日,抵昆明东郊,全程结束。
全程实际徒步40余日,总里程三千五百华里(约1660公里)。
三、沿途教学
旅行团之意义,不止于迁徙。据《西南联合大学校史》记载,沿途师生坚持开展田野考察与社会调查。
闻一多沿途采风问俗,与苗族同胞交流,从中考证《楚辞》与西南民俗的关联。学生刘兆吉在闻一多指导下,沿途采集民歌民谣两千余首,后整理成《西南采风录》,闻一多、朱自清作序。
地质系教授袁复礼沿途讲解河流地貌、构造变形;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向民众讲解防空常识;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带领学生采集动植物标本。
1938年5月出版的《旅行杂志》曾刊发旅行团成员多篇纪行文章,记录沿途见闻与考察成果。
四、抵达之日
1938年4月28日,旅行团抵达昆明东郊。
据《西南联合大学史稿》记载,西南联大常委蒋梦麟、梅贻琦,教授杨石先、潘光旦、马约翰,以及先期从海道抵昆的学生,在郊外迎接。杨步伟(赵元任夫人)、陶曾穀(蒋梦麟夫人)、梅美德(黄钰生夫人)等向旅行团献花。
就在最后一段旅程中,旅行团接到通知:长沙临时大学已正式更名为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此行之后,旅行团成员成为西南联大的第一批学生。
五、历史意义
此次徒步,保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有生力量。据《清华大学校史稿》统计,旅行团中清华师生占比近半。湘黔滇旅行团被视为抗战时期高校西迁的象征性事件。
1998年,西南联大建校六十周年之际,部分湘黔滇旅行团健在成员重返故地。2005年,最后一位旅行团成员、北京大学教授李赋宁去世,享年88岁。
2018年,西南联大在昆建校八十周年纪念活动中,湘黔滇旅行团作为专题展览内容之一,展出手稿、照片、日记等史料。
八十八年过去,当年的亲历者可能都已经离世,但那条三千五百里的长路,依然在提醒后人:何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,何为教育者的坚守。
闻一多当年对同行学生说的一句话,今天读来依然清晰:
“火车我坐过了,轮船我也坐过了。但对于中国的认识,其实很肤浅。今天,我要用我的脚板,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。”
值得深思的是: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当无数人背井离乡、仓皇逃难时,这群读书人却以行军的姿态,向着大后方、向着文明的火种、向着民族的未来,迈出坚定的步伐。他们用行动向世人昭示:中国不会亡,中国的教育不会亡,中国的文明不会亡。
愿我们永远记得:八十八年前的那个春天,有一群读书人,穿着草鞋,背着干粮,撑着油纸伞,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,走出了一条中国教育的脊梁。这条脊梁,撑起了西南联大八年的弦歌不辍,也撑起了此后八十余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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